汉朝可以再次中兴，晋朝和宋朝也是两朝，为何没有办法再次崛起呢

汉朝中兴本就是刘秀集团编织的谎言！两汉与两晋、两宋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如果用“粗糙”的说法下一个结论就是：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可以做到在灭亡以后再次崛起，晋、宋如此，汉也是如此。

为什么说“汉室中兴”就是个谎言呢？理由很简单，所谓“中兴”是指一个王朝走到低谷之后二次崛起，其中暗含一个条件——该王朝是一个连续的、有继承性的政权。东汉与西汉连续吗？有继承性吗？显然没有。而东晋和南宋，确实是对西晋和北宋的继承，是一个连续的王朝。

西汉从汉平帝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驾崩后，王莽立宗室子弟刘婴为太子，自任摄皇帝。始建国元年（公元8年），王莽受禅登基，改国号为“新”，西汉灭亡。

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，绿林军建立自己的政权，国号也叫“汉”，皇帝叫刘玄，史称“玄汉政权”，或“更始政权”。当年他们攻破长安，杀掉王莽，新朝灭亡。

更始三年（公元25年），刘秀在河北鄗县称帝，他所建立的政权也叫“汉”，史称“东汉”。同一年刘玄被赤眉军杀害，玄汉政权灭亡。当时赤眉军也建立了一个“汉”政权，皇帝叫刘盆子，后来被刘秀所灭。

看清楚没？刘秀的东汉与西汉中间隔了一个新朝和刘玄的汉朝，根本不连续，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继承性。也就是说东汉和西汉其实是两个毫无关联性的独立政权，不存在继承关系，更不是一个政权。既然如此，请问“中兴”何来？

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，但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子承父业的中兴之主，我戏称刘秀是，“主动放弃王健林这个创业者的光荣身份，而选择了王思聪这种富二代的身份”。

为此刘秀咬牙吞下了苦果，他把自己过继给了西汉汉元帝为子，他的亲爹刘钦则从法理上与刘秀断绝了父子关系，没有获得追封为帝的殊荣。其实汉元帝比刘秀大69岁，刘秀出生时汉元帝都已经去世27年了。

刘秀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：要让后世认为他的“汉”就是西汉的“汉”，而不是新政权，因此他只能做继承者，而不是开国皇帝。

刘秀为什么不能做开国皇帝？因为古人认为，王朝更迭要有天命，假如刘秀说自己是创业者，对不起，请你拿出老天给你出具的合法证明，否则你的政权就不合天命，就会被老天厌弃。

这东西今天看起来很搞笑，但在古代是个很严肃的法理问题。刘秀没法证明，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告诉世人：俺也没说我这是新政权呐，俺从祖宗手上继承的，是富二代，至于西汉的合法性还用我来证明吗？

因此，“汉室中兴”就是个谎言，我们只能说刘秀建立的王朝，把中国的历史再次拉向一个新的高潮。我们不能因为刘秀是刘邦的后人，就认为两汉一体，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汉朝再次崛起。

再谈第二个话题：王朝的中兴全都是昙花一现，从来没有真正的二次雄起，晋朝、宋朝如此，汉朝也是如此。

我们熟知的百年王朝，其发展轨迹有个共性：开国头三代皇帝锐意进取，国力大增，进入大治时代。到中期后，皇帝昏庸无能，高层权贵腐败堕落，社会矛盾加剧。这时候大多会出现一两位所谓的中兴之主，他们大刀阔斧割除弊政，王朝出现新气象。但中兴之主一驾崩，王朝立刻进入不可遏制的下行道，以加速度的方式灭亡。

每一位中兴之主就像夜空的礼花，把自己的绚丽留在了史册，却在身后留下一地鸡毛。问题来了，中兴之主为何不能再造乾坤，让发展的势头持续下去，却成了王朝衰败的分水岭了呢？我们以晋朝和宋朝为例说明。

首先，东晋和南宋的命不好，他们面临不光有“内忧”，还有“外患”

东晋的第一任皇帝司马睿，是司马懿的曾孙，15岁时继承了琅琊王爵位。“八王之乱”后期，司马睿奉命出镇扬州，一大批北方豪族势力跟着他南迁，史称“永嘉南渡”。

建兴四年，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，晋愍帝出降，西晋灭亡。第二年，司马睿在南迁的豪族势力拥戴下，在建邺称“晋王”，晋愍帝被杀后，他又登基称帝，延续了司马家族的基业。

南宋第一任皇帝赵构，是宋徽宗的第九子，宋钦宗的弟弟。靖康之变爆发后，北宋皇族被“团灭”，京城的皇族子弟全都被打包发配黑龙江。

赵构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，那时候他受命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出京招募勤王之师，碰巧不在开封。金国人撤退后，留下张邦昌为“大楚”伪皇帝，替他们镇守中原。可是张邦昌不愿意当汉奸，金国人一走他就主动让出皇位。于是赵构捡了个漏，在应天府（商丘）登基称帝，续上了赵宋天下。

东晋和南宋虽然延续了“天命”，但他们面临的环境非常恶劣，可谓内忧外患交加。

东晋南迁后首先面对着政治基础薄弱的问题。司马睿出身皇室庶支，在法理上遭到宗室的质疑。作为晋朝统治基础的山东士族集团，虽然大量南迁，但相对于江南士族集团，他们毕竟是外来客，如何融合两大士族集团是个大问题。另外，衣冠南渡之后，以王敦为首的军功势力与皇权矛盾激化。

这三大内忧，整个东晋都未能解决，它最终也亡于这些矛盾的爆发。

此外，东晋还面临着北朝的威胁。从军事实力上讲，东晋与北魏无法相提并论，倘若不是北魏自己出了问题，东晋恐怕早就被灭了。

南宋建立后也同样如此。搞垮北宋的政治毒瘤党争问题始终不能平息；崇文抑武的国策不能适应现实需求，导致南宋常常自断手臂；南方的富庶又滋生了朝廷偏安一隅的堕落心态。

倘若不是金国的铁蹄，南宋皇帝们活得相当滋润，根本无视悬在头顶的刀剑。所谓中兴，收复失土是起码的条件，军事实力的差距，让南宋大多时候连过江的心思都没有。同样，如果不是因为金国人自己出了问题，南宋不可能支持那么久。

刘秀当时面临的环境则要简单得多，起码他没有外患，那时候的匈奴元气没有恢复，鲜卑还处于初阶阶段，西羌只会小打小闹。那时候的南方人口稀少，经济不发达，其政治影响力有限，因此刘秀的主战场主要在中原和河北。

当然，我不是说刘秀的难度小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所面临的环境相对于东晋和南宋要好得多，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。

其次，东晋和南宋第一任皇帝上位，靠的是“颜值”，而不是“能力”

中兴之主是王朝中兴的灵魂，卓越的才华和出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，这就是开国之君往往成为后人楷模的原因。很不幸，司马睿和赵构都是“富二代”，与从白丁出身，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刘秀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

司马睿虽然是东晋开国之君，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主，他在位只有六年就被郁闷死了。六年间司马睿只做了一件事——对抗王敦，可惜他既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，又不能有效利用王敦的反对势力，结果成了王敦的俘虏。

后世对司马睿的评价，除了承认他“仁厚”外，几乎没有一句好话。其中尤以魏收的评价最犀利：“窃魁帅之名，无君长之实，局天脊地，畏首畏尾，对之李雄，各一方小盗，其孙皓之不若矣。”

就连对司马睿最忠心的王导，都说他“名论犹轻”。

赵构要比司马睿强很多，在靖康之难中，他所展现出来的勇气，一度让人我们恍惚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；他对秦桧、张浚、刘世让能人的摆弄，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他政治家的高超手腕；他对岳飞的狠毒，也显示了他最为皇帝的厚黑。

但是，这些显然远远不够，他不具备拨乱反正的英武之气，也没有胸怀天下的大气磅礴，更缺少克复中原的民族担当，在他狭隘的心里，个人利益始终在第一位。

作为温室里长出来的花朵，司马睿和赵构天生就是“颜值担当”，经历风霜的能力不及常人，根本不具备中兴之主的能力。

对比一下刘秀，人家童年就跟着父亲、叔叔四处漂流，成年后读过太学，又跟哥哥一起混迹江湖，自己养了很多江湖侠客。其知识面、社会实践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水平，远不是司马睿和赵构所能比的。

最后，作为继承者，他们的操作空间上限是“改革”，而不是“革命”

所谓中兴为何不长久？仔细研究您就会发现，他们的中兴之路无外乎两个字——改革，通俗一点讲就是修修补补，砍掉某些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既得利益人，让底层百姓的创造力得以发挥。

但这种改革往往是避重就轻，没办法彻底铲除弊病之根，往往中兴之主刚刚驾崩，旧势力立刻抬头，所有的改革成果瞬间被推翻。

中兴之主们为何不“革命”，而是充当补锅匠呢？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！

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政治势力的拥护，而这些势力在拥护皇权的同时，同行一定会转化为阻碍社会发展、掣肘皇权的反派力量。这种两面性让中兴之主们很为难，“革命”就意味着推翻重建，也就等于把自己的拥趸推向对立面，那岂不是自掘坟墓？

这就是所有“颜值担当”们的烦恼，他们身处利益的漩涡，各派政治势力与他们利益犬牙交错，一刀下去伤别人也会伤自己，这刀很难下！

可是开国之君没这个烦恼，前朝的所有势力与新生力量本来就是利益对立面，双方见面就一句话——干就完了！

因此，刘秀可以革命，司马睿和赵构只能改革。比如司马睿，原想“革”王敦，结果被人家“革”了。这是必然的结果，王敦不是个人，而是王氏集团，你“革”得了吗？不怕伤了自己的蛋吗？

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，最彻底社会进步绝不是“中兴”，而是以血为代价的改朝换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