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高宗赵构年轻时英明神武，抗击金军，后来为什么反对岳飞北伐？

要说赵构年轻时，也是一个人才，《宋史》称赵构“资性朗悟，博学强记，读书日诵千余言，挽弓至一石五斗。”虽然不无吹嘘之嫌，但也可见其少时颇有才能。那么，赵构是如何从一个有为青年，一步一步变成彻头彻尾的投降派的呢？

赵构被金兵吓破了胆

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子，不满一岁便被授定武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，封蜀国公。两岁被封为广平郡王。四岁进封为康王。十五岁行成人礼，搬到宫外的府邸居住。

靖康元年，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府，新任尚书李纲临危受命，仅用三四天便巩固了东京防务，金兵发动进攻，死伤累累却未能得手。但金兵早已看透了北宋朝廷的怯懦，遣使入城，胁迫议和，钦宗求之不得，立即派弟弟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到金营为人质。

不久，各路勤王兵马陆续赶到开封，其中就包括了名将种师道。种师道主张依靠东京城的高墙深垒，严密防守，不久敌军补给便会耗尽，到时自然撤兵。而另一个将领姚平仲则主张劫营，钦宗被说动，同意了劫营的方案。不料消息走漏，反被迎头痛击。

事后，金兵主帅完颜宗望追究此事，张邦昌吓得伏地痛哭，而赵构面不改色，不为之所动。这甚至使得金军以为赵构是个“假皇子”，于是让钦宗换两个人质来。随后，钦宗同意割让三镇，开封被围四十余日后，金军撤退。

从这段历史来看，赵构似乎还颇有胆色，但从以后他的种种表现来看，估计他当时也是色厉内荏，强行支撑而已。这是赵构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，从此之后，他再也没有表现出与金人抗争的勇气。

金军看透了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，当年八月再次南侵，十一月便打到了开封。钦宗遣使议和，金兵则下令让他们主动收缴城内的武器、马匹，放弃抵抗。靖康二年，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北宋朝廷被金兵所灭，宋徽宗、宋钦宗及众多皇室宗族被俘，史称靖康之变。或许是感到自己尚无能力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，金军逼迫开封城内的官员、军民“拥戴”张邦昌为帝，国号大楚。

此时的赵构在相州，自从上次从金营中被放回之后，他就到了北宋军事重镇相州坐镇，不久即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，开府相州。开封告急之时，钦宗蜡诏赵构火速勤王，但赵构不敢和金兵对阵，只让副元帅宗泽带少部分兵马南下，自己则移屯大名府，后来觉得不够安全，又向东逃到了济州。

后来金兵退走，张邦昌被迫称帝，但张邦昌内心之中并不想当这个皇帝，因此到处寻访赵构，并将传国玉玺派人送了过去。赵构此时才知道，自己已经成为宋徽宗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皇子，换句话说，如今他是最有资格登上皇位的人了。于是他在靖康二年五月在南京应天府即位，改元建炎，是为高宗。

摧毁赵构心理的“苗刘兵变”

高宗即位后，仅过了一月便将张邦昌赐死。金人以此为由，再次南下。右相李纲主战，中书侍郎黄潜善、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则力主难逃，东京留守宗泽上书请高宗来开封主持大局。

然而，前不久还慷慨激昂表示要“独留中原”的高宗，决定南逃。他升李纲为左相，却让逃跑派的黄潜善为右相，汪伯彦为知枢密院事，钳制李纲。李纲愤而辞职，高宗假意挽留一番，便同意了李纲罢相。

太学生陈东、布衣士子欧阳澈上书鸣不平，被高宗处死，彻底违背了太祖赵匡胤“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”的誓约。之后，高宗下诏“巡幸淮甸”，十月逃到了扬州，并将其定为“行在”，即临时京都。

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宗泽指挥得当，击退了入侵的金军。与此同时，两河民间自发抗金的数十万义军都受宗泽节制，称其为“宗爷爷”。宗泽先后上书二十四次，请高宗回开封主持抗金，但高宗置之不理。一年后，宗泽忧愤成疾，与世长辞，临死前三次高呼“过河！过河！过河！”

建炎三年，金兵奔袭扬州，正在宫内行欢作乐的高宗听到战报后，受到惊吓，从此永远地丧失了生育功能。高宗仓皇渡江，留下扬州百姓不及撤退，死伤者不计其数。史称“建炎南渡”。

高宗从扬州逃到镇江，又逃到杭州，沿途纵容手下宦官作威作福，强买强卖，凌辱诸将。御营司武将苗傅、刘正彦对高宗一路南逃十分不满，于三月在杭州发动兵变，杀了宋高宗信任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，逼迫高宗禅位给年仅三岁的太子赵旉，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，史称“苗刘之变”。

这场政变很快就在张浚、刘光世、韩世忠等起兵勤王后失败，高宗复辟，重登皇位，苗刘二人被处死。但苗刘之变对高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高宗认识到，武将手中掌握了兵权，那么对自己就会有很大威胁，所以要想坐稳皇帝的宝座，首先要做的不是如何抗击金兵，而是安定内部。这个思想，一直伴随了高宗一生，之后他所做的所有决定，几乎都是围绕这个思想做出的。

建炎三年，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，作为临时安乐窝。同年，完颜宗弼分四路南侵，力求俘虏高宗，将宋朝皇室一网打尽，高宗摇尾乞怜，“是以守则无人，以奔则无地，一并彷徨，跼天蹐地，而无所容厝，此所以朝夕諰諰然，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也。”宗弼不理，大军突破长江，占领建康，直扑临安。

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，又到明州，最后决定乘船出海躲避，在海上流亡了四个月之久。金军因战线太长，后防空虚，被迫撤兵，途中水师遭到韩世忠围堵，在黄天荡大败，陆上则遭到岳飞截击，亦大败，遂收复建康。从此，金军不敢渡江。

攘外还是安内，高宗选择了后者

此战过后，高宗回到临安，改元绍兴，南宋在江南基本站稳了脚跟，和金朝正式进入对峙时期。此时高宗除了时刻面临金军的威胁之外，最令他头疼的，莫过于境内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。

南宋自建立之初，高宗就打着抗金的旗号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赋税之重为历朝罕见。再加上宋金交战，官兵烧杀抢掠，流寇四起，老百姓更无生路，于是纷纷聚众自保，形成了非常多的民间武装力量。从建炎元年到绍兴五年的九年时间里，仅官方记载的起义事件就达六十多起，其中虽不乏兵变，但大多仍为农民起事，其中规模最大的，便是大家历史课本上曾学过的钟相、杨幺起义。

在攘外还是安内的问题上，高宗最后选择了后者，他鼓励南宋的武将们攻打各民间武装，并默许他们击溃的武装改编，因此南宋的军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各路军马以大将的姓氏命名，比如例如张俊的张家军，杨存中的杨家军，韩世忠的韩家军，刘光世的刘家军，吴玠、吴璘兄弟的吴家军，当然还有岳飞的岳家军，其中主要收编的就是钟相、杨幺的起义军。

主将倡乱，部卒听命，南宋军队本应是国家武装，现在却成了将领的私家武装，这必然导致“缓急之际，人皆各为其主”的严重后果。回想起“苗刘之变”，高宗便感到不寒而栗，武将手中兵权过大，对他而言实在是威胁太大了。

但此时高宗还需要韩世忠、岳飞等人替他抗击金兵，所以只好一再容忍，但只要时机成熟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武将手中收回兵权，让所有的军队都改姓“赵”，而不是各武将的姓氏。

绍兴十年，完颜宗弼毁约南侵，分三路攻宋。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，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，均阻挡住了金军的锐利攻势。主战场在中路，先是刘錡取得了顺昌大捷，接着岳飞取得了郾城大捷，之后更是在朱仙镇击溃金军，完颜宗弼不得不退守开封。北方义军纷纷响应，大河南北捷报频传。岳飞甚至提出了“直到黄龙府，当与诸君痛饮！”

然而，在高宗看来，这时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什么时机？削兵权的时机！在高宗看来，宋军既不能大败，又不能全胜。倘若大败，皇帝即便逃脱阶下之囚的命运，立国的空间与继统的合理性也将大打折扣，从而失去向金乞和的起码资本。但倘若大胜，诸大将乘战胜之势，拥重兵，挟战功，凌驾君权之上，势所难免，这也是绝不能容忍的。

如今宋军大胜，已经有了和金国乞和的资本，那么就不再需要依靠岳飞等人为他抗金，保住皇位了，所以他下诏撤兵，岳飞君命难违，只得奉诏班师，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。

宋金议和，宗弼致信秦桧，明确提出条件：“必杀岳飞，而后和可成！”这与高宗的计划不谋而合。战争一结束，宋高宗与秦桧就着手收兵权，解散各家私家军，重组皇帝的直辖军。

绍兴十一年四月，高宗将张俊、韩世忠和岳飞“三大将”召到临安，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，岳飞为枢密副使，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、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，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。

三大将中，张俊早已投靠秦桧，韩世忠主动交出兵权，面见高宗，号泣投地，得以保全。而岳飞性格耿直，“恃才而不自晦”，最终遭到了陷害被杀。

我最贵，社稷次之，民为轻

孟子曾经过说过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但高宗的看法恰好相反，于他而言，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才是最重要的，国家社稷的利益要往后放一放，而老百姓的死活，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

高宗从拒绝回开封坐镇，到建炎南渡，到海上流亡，最后又扼断岳飞恢复中原的可能战机，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保住他的皇位。他最惧怕的，不是金朝的军队，因为毕竟可以议和嘛，再不济还可以跑，国家这么大，到哪里不能躲一躲呢？即便陆上无处可去，大不了出海嘛，总归是有办法的。

但是兵变不一样，一旦变生肘腋之间，高宗跑都来不及，好一点的下场是做个傀儡，坏一点的下场就是被杀，就像苗刘之变那样，转眼之间，就会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变为阶下囚。而南宋的武将们手握重兵，一旦有人叛乱，发动兵变，高宗根本没有抵御的办法。

因此，高宗日夜谋划的便是如何安全地利用武将抵抗金军入侵，然后收回武将的兵权。高宗内用秦桧等主和派，外用张浚、韩世忠、岳飞等主战派，正是为此。这也是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平反，定秦桧为奸臣，身为太上皇的高宗丝毫不加阻止的原因所在。对他而言，无论秦桧，还是岳飞，都是他利用过的工具，当他们的使命完成，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岳飞等人为他抗击金兵，完成了第一步，而秦桧等人帮助他削夺武将兵权，完成了第二步。这两步计划完成，高宗的皇位已经无忧了。

清朝学者王夫之对高宗有一段评论，极其精彩，“忘父兄之怨，忍宗社之羞，屈膝称臣于骄虏，而无愧怍之色；虐杀功臣，遂其猜防，而无不忍之心；倚任奸人，尽逐患难之亲臣，而无宽假之度。孱弱以偷一隅之安，幸存以享湖山之乐。惉滞残疆，耻辱不恤，如此其甚者，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。（《宋论·高宗》）”

综上，从骨子里看，宋高宗赵构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，年轻时或许还有几分气魄和胆色，但一旦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，本性就暴露出来了。为了保住皇位，他不顾国家利益，一再南逃，甚至不惜流亡海上。为了保住皇位，他“忍辱负重”，默许武将改编民间武装，为他抗击金军。为了保住皇位，他不惜屈膝称臣，向灭了他祖宗基业的金国求和。为了保住皇位，不惜杀害国家功臣。总之，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，高宗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做，并且以此为荣。对比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，至少在人格上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