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皇帝的圣旨与朝廷律法“打架”时，谁会是最后的赢家？

自有社会组织以来，就诞生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各项准则。中国的封建王朝，虽然都是皇帝的家天下，但是，以律法标准来治理万民的传统却一直被沿用。都说皇帝是金口玉言，皇帝的话就是圣旨，一句顶一万句。那么，在封建时代，当圣旨与律法发生冲突时，谁更牛？

在某些人看来，这是个傻命题，用脚趾头就能想到，当然是圣旨比律法要牛，皇帝的话，谁敢不听？其实，事情并没有绝对的正确如否，而是因人因时而变的。

在中国古代司法史上，《唐律》较前朝来比，是非常完备的，各种刑罚标准开列得很详细，执行起来也比较容易。比如食品安全，就设置了许多条条款款：食品一旦变质，必须焚烧处理；如果没有焚烧，哪怕没有出售，也得领受90大板的杖刑。如果有人因吃了商家的变质食品中毒致死，那商家的罪过就大了——情形严重者，绞死！

话题扯远了，回过头来再说律法与圣旨的PK，在此仅举两个实例，大家可以从中体会一下唐朝的律法坚持与皇权之间孰重孰轻。

第一个是唐太宗要杀人的履历造假案。造假这事，自古有之，在唐代，对于官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是有着严格规定的，但是，有些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升迁，往往就会人工作经历上动手脚。对于官员履历造假，李世民也是深恶痛绝的，他也想抓个典型杀鸡给猴看，曾特意下旨警示各级官吏：“履历造假者死！”结果，还真有不怕死的，有个名叫柳雄的参军给撞枪口上了，被唐太宗严令查办，并要求对柳犯处以极刑。

查办柳难履历造假案的主审官员是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戴胄，面对唐太宗杀一儆百的圣训，戴大人却不买账，他的意见是，按大唐律法，柳雄罪不致辞死，最多就是流放。

敢不给皇上面子？李世民这下是真恼了，怒斥戴胄，法律是啥玩艺？朕的圣旨难道是白下的？柳雄必须死！戴胄可不管这些，硬是死扛不让步。唐太宗有些气急败坏地说他肯定是收受了嫌犯的好处，才这么袒护他的。

这下把老戴给逼得没退路了，气呼呼地对太宗说，要杀可以，你直接下道圣旨去杀，想走法律判人家死罪，没门！你这是在失信天下。最终，唐太宗也被怼得没了脾气，柳雄保住了一条小命，被流放边疆了事。

第二个是唐宣宗捞人事件。唐宣宗李忱，是唐朝的第十八位皇帝，是唐朝皇帝中较有作为一个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宣宗性明察沉断，用法无私，从谏如流，重惜官赏，恭谨节俭，惠爱民物，故大中之政，讫于唐亡，人思咏之，谓之小太宗。”

宣宗年间，京城的治安状况不是太好，为了整顿京城风气，李忱破格提拔韦澳担任京兆尹。韦澳是个铁面无私的主儿，对于捣蛋分子下手也狠，上任不久，京城治安就大有好转。但是，不久，他就摊上了麻烦事，因为他查到了郑光欠税的事，并把郑光的家丁给逮捕关禁了。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，因为郑光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皇上的亲舅舅，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？

郑光找老韦要人，韦爷就是不放，非得按律处治。郑光这下没办法了，直接找到唐宣宗那儿，让他这个君临天一的外甥出手捞人。结果呢，韦大人并没给李皇帝面子，只一句话就把宣宗怼回去了：“皇上的法律，难道只是针对穷人才有用？”唐宣宗很知趣，眼睁睁地看着舅舅的家丁被依法处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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