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趣事：写悯农诗的人，为何最后成了酷吏？

唐朝趣事：写悯农诗的人，为何最后成了酷吏？

李绅，字公垂，亳州谯县古城人。六岁丧父，随母迁居无锡。唐宪宗元和元年（公元806年），中进士第，补国子助教，历任江州刺史、滁州刺史、寿州刺史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、宋亳汴颖观察使、淮南节度使、中书侍郎、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司空公等职，册封赵国公。为李（德裕）党重要人物。唐会昌六年（公元846年），病逝于扬州，终年七十五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“文肃”。

李绅与元稹、白居易交游甚密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。有《乐府新题》二十首，已佚。青年时，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，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，写出《悯农二首》：“其一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其二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流传甚广，千古传诵，被誉为悯农诗人。

李绅步入仕途飞黄腾达后，却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，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、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。随着官职的升高，李绅“渐次豪奢”。据传，李绅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。李绅当淮南节度使时，对百姓疾苦极为漠视。在李绅治下的百姓，终日惶惶不安，纷纷渡江淮而逃难。与李绅同时代的韩愈、贾岛、刘禹锡、李贺等人，无不对其嗤之以鼻。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，曾应邀参加时任扬州节度使李绅安排的宴会，他看到李绅家中私妓成群，其中一名歌妓色艺双绝，感慨颇多，于是写下了《赠李司空妓》一诗：“高髻云鬟宫样妆，春风一曲杜韦娘。司空见惯浑闲事，断尽苏州刺史肠。”刘禹锡的大意是：佳肴美酒，歌姬美色，轻歌曼舞，李司空早已习以为常，养尊处优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。这首诗给后世留下了一个“司空见惯”的成语，李绅倒也大方，直接就把这个歌女送给了刘禹锡。家中歌女可以随意送人，这奢侈得就很有水平了

李绅发迹后，不仅生活奢侈，而且爱耍权威，无情无义。《云溪友议》中记载，李绅发迹之前，经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做客，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“叔叔”。李绅发迹之后，李元将因为要巴结他，主动降低辈分，称自己为“弟”，为“侄”，李绅都不高兴，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，李绅才勉强接受。还有一个姓崔的巡官，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，有一次，特地来拜访李绅，刚在旅馆住下，家仆与一个市民发生争斗。李绅问那个家仆是干什么的，家仆说：“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。”李绅竟将那仆人和市民都处以极刑，并下令把崔巡官抓来，说：“过去我曾认识你，既然来到这里，为何不来相见？”崔巡官连忙叩头谢罪，可李绅还是把他绑起来，打了二十杖。崔巡官被送到秣陵时，吓得面如死灰，甚至不敢大哭一声。当时人们议论纷纷：“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，李绅的友人成了被他流放的囚犯。”

由于李绅为官酷暴，当地百姓常常担惊受怕，很多人甚至渡过长江、淮河，外出逃难，下属向他报告：“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。”李绅道：“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？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，那些秕糠随风而去，不必报来。”

李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，是他晚年经手的“吴湘案”。唐武宗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，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。斯时，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、强娶民女。李绅接报后，立即将吴湘逮捕下狱，判以死刑。但此案上报到朝廷后，谏官怀疑其中有冤情，朝廷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。崔元藻调查后发现，吴湘贪赃属实，但款项不多，强娶民女之事则不实，所以罪不至死。但李绅却一意孤行，强行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。

按照奏章中的说法，李绅执意处死吴湘的起因，是扬州都虞候刘群欲娶流落广陵的美女阿颜，不料，阿颜的养母却悄悄把阿颜嫁给了江都县尉吴湘，刘群闻讯后，非常气愤，就唆使他人举报吴湘贪污公款、强娶民女。但是，一些史籍对此事另有说法。《北梦琐言》中的说法是，李绅欲纳美女阿颜为妾，没想到却被吴湘捷足先登了，李绅勃然大怒，欲置吴湘于死地。由于吴湘迎娶阿颜的聘礼丰厚，李绅便下令调查他的收入来源，很快便发现吴湘有贪污行为。《册府元龟》说，李绅欲夺阿颜献给李党老大李德裕，所以一心想干掉吴湘这个绊脚石。有人认为，这是一场报复。吴湘的叔父吴武陵当年得罪过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，两家是世仇。李德裕当上宰相后，也借故整过吴武陵，并将他贬为潘州司户参军，后来，吴武陵郁郁而终。李绅自然很清楚吴李两家的历史恩怨，为了取悦李德裕，李绅将吴武陵的侄子吴湘也列为报复对象，因而罗织罪名，处其死刑。事实上，李德裕同此案也脱不了干系。御史崔元藻回京后，说吴湘罪不至死，时任宰相李德裕立即将他贬为崖州司户参军，企图掩盖真相。

大中元年（公元847年），唐宣宗即位后，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，李党一干人等全部被贬去崖州。这时，吴湘的哥哥吴汝纳为弟鸣冤，请求朝廷复查吴湘案，三司复查后，吴湘终于得到平反。这时，李绅虽已去世，但由于其生活豪奢、为官酷暴、滥施淫威，被定性为酷吏，按照唐朝的规定，酷吏即使死掉也要剥夺爵位，子孙不得做官，因此，死去的李绅受到了“削绅三官，子孙不得仕”的处罚。

李绅也有一个不计前嫌的故事：李绅做淮南节度使时，有一个叫张又新的官员在江南郡守的任上被罢官。因此，张又新便和李绅有隙，做什么事都对着来。张又新罢官后还乡，遇风翻船，淹死了两个儿子。身遭不幸，非常悲痛，又担心李绅会报复他。便给李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，表示自己的歉疚。李绅很同情他，便在回信中说：“过去争论的话，我怎么能记恨？互相之间不对的地方，我早忘光了。”张又新非常感激，亲自面谢，两人释嫌和好，同旧时是朋友一样。两人经常一起高高兴兴地痛饮。

张又新曾经做过广陵从事，和一位风尘女子很要好，但相爱却不能成眷属。二十年后，张又新在李绅家喝酒，恰好与女子相逢。四目相对，泪将欲下。李绅去换衣服，张又新用手指蘸着酒，写词在木盘上，女子记住了词。李绅回来，张又新端着酒杯发愁。李绅感觉到了什么，就叫女子唱歌佐酒。女子便唱了张又新刚写的词：“云雨分飞二十年，当时求梦不曾眠。今来头白重相见，还上襄王玳瑁筵。”张又新喝得大醉，李绅便让女子和他一起归去。

李绅历经宦海沉浮，中唐时期的“牛李党争”几乎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生活。虽最后得居宰相之尊，但李绅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创作，他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之一。

李绅的诗歌创作，以贬谪端州为分界线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。前期在儒家“济世”“利物”思想影响下，抱着强烈的政治热情，在继承《诗经》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，积极向民间学习，诗歌关注社会，反映现实，规讽时事，政治功利性很强，因而形式相对简单，语言亦通俗易懂，表现出通俗浅切的风格特征；后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，以及个人宦海沉浮的不定，关注的对象由外向转为内敛，重在抒发一己之私，表现个人情感，与之相适应，诗歌形式也多样，且讲究艺术手法的运用，意境深晦，重视炼字锻句，表现出典雅繁艳的风格特征。

李绅是“新乐府运动”的倡导者之一。他是唐代第一个有意识地以“新题乐府”为标榜，与传统的古题乐府区别开来的诗人。他曾一气写出《新题乐府》二十首。元稹和了十二首，即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》，序中说：“予友李公垂，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，雅有所谓，不虚为文，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，列而和之。”白居易本着这个精神，写诗五十首，改名《新乐府》。元稹、李绅的二十首新题乐府已失传。他的《悯农二首》，铸为格言，传诵不衰，虽未被郭茂倩收入《乐府诗集》的“新乐府辞”中，其实是地道的新乐府，是新乐府运动中的杰作。

李绅“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锋，对唐代长篇叙事诗的发展也有贡献”（见吴庚舜等主编《唐代文学史》）。中唐是文学史上叙事诗较为发达的时期，李绅是当时重要的诗人，与元稹、白居易等为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李绅长篇叙事诗的成就与影响仅次于元白。李绅《莺莺歌》《悲善才》等叙事诗，与元稹的《会真诗》《梦游春》《连昌宫词》、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一样，是中唐时期长篇叙事诗中的代表作品。《莺莺歌》与元稹的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相关联。作品以长诗铺排故事，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，人物描写也十分细致传神，是后来《西厢记》的创作依据之一。

李绅六十七岁时自编其诗集为《追昔游诗》，用各种体裁追叙平生的遭遇和游历，抒发怀旧之情与盛衰之感，其中，有很多是回忆当年漫游各地的写景之作。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。

李绅散文比较著名的有《寒松赋》。这是一篇咏物抒情的小赋。作者身处逆境，一方面发泄怨愤，决心“驱雷击电除奸邪”，另方面也表明要砥砺志节，像寒松那样披风雨，傲霜雪，抗严寒，亭亭耸立，不改变其忠贞本性。作者对生于幽涧的松树“负栋梁兮时不知，冒霜雪兮空自奇”的遭遇深感愤懑，看似句句写松，实则处处喻人。全赋篇幅短小，但也摹仿汉赋形式，文末有总括全篇要旨的“乱曰”。赋文中，多用骈俪句，但不都是四六句式，而富于变化。语言通俗平淡，极少使用典故。可谓一代绝赋。

（本篇完）